今年是建党９０周年，也正值人民兵工创建８０周年。从档案馆的馆藏资料中，我们深深地领悟到：人民兵工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伴随着共和国的诞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创造了辉煌业绩。
第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前的兵器工业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９４９年１０月
自我党、我军第一家大型综合性兵工厂——中央红军官田兵工厂诞生以来，兵工厂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发展，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与我党的发展、中国革命的进程紧密相连。
从１９２７年８月到１９３７年７月，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曲折的斗争中发展并达到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十年期间，党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转变。期间我们党先后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海陆丰等近百次的起义，各地工农武装和工农红军为了武装工农群众和红军战士，纷纷组织兵工生产。这一时期的兵工生产是根据地兵工厂的萌芽。生产规模一般很小，设备简陋，分散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只能制作大刀、长矛、土枪、土炮。
１９３１年９月，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缴获了大批枪支。为适应工农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江西省兴国县莲塘区官田村建立一个规模较大的兵工厂。１０月，中央红军官田兵工厂成立，吴汉杰任厂长，张健任政治委员；工厂开始设枪炮、弹药两科，后来在两科的基础上发展为三个厂：枪炮厂、弹药厂、杂械厂。自成立到１９３３年上半年的一年多时间里，工厂共计修配步枪４万余支、迫击炮１００多门、山炮２门、机关枪２千多挺，翻造子弹４０余万发，制造地雷５千多个、手榴弹６万余枚，鼎盛时达到３００余人，为装备红军狠狠打击敌人做出了贡献。中央红军官田兵工厂的创建，标志着我党领导的综合性大型兵工厂的形成和兵器工业的发端，被誉为人民兵工的源头和国防工业的摇篮。
随着以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为代表的全国农村根据地的建立，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反“围剿”的胜利，又促进了兵工厂的发展。至１９３４年，各根据地先后建立的兵工厂（所）约有８０个，兵工工人累计达１万余人。兵工厂除了修复大量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武器装备外，还制造了大量的复装枪弹、手榴弹和炮弹等，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兵工厂对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兵工建设和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同志赞扬说：“这支兵工队伍创立了有史以来的空前成绩”。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根据地大量丢失，各根据地的兵工厂、修械所全面精简整编，化整为零。一部分人员随红军开始了长征，另一部分则随各军区和游击队在艰苦条件和环境中坚持战斗。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军委总供给部成立，下设军事工业局（简称军工局），并将陕甘宁根据地的杨砭兵工厂与贺家湾兵工厂合并，加上长征过来的一些兵工人员，重建了中央红军兵工厂——中央军委总供给部兵工厂，后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她是一座既制造机器，又生产手榴弹、掷弹筒弹和火炸药的综合性兵工厂，是陕甘宁边区的第一家兵工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吴起镇参观这家兵工厂后称赞道：“不论他们生活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是一种健康的生活，自由、尊严、希望，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中国工作”。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７月８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根据中央指示，各抗日根据地纷纷在敌后因地制宜，从修械所开始建立起不同规模的兵工生产组织。陕甘宁、晋绥、太行、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兴办了一批小型兵工厂，如黄崖洞兵工厂、茶坊兵工厂、柳沟铁厂、山西省五台县跑泉村修械所等，除修复步枪、冲锋枪，还复装子弹、迫击炮弹和制造地雷、手榴弹、炸药等弹药，并且设计制造了小型迫击炮，第一支马步枪就在这时诞生，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４５年初，各抗日根据地拥有兵工厂１３０个，职工近２万人。在８年抗战中，生产的手榴弹近４５０万枚，地雷２０万个，子弹７８０万发，长短枪１．１万支，枪榴筒、掷弹筒６３００具，各种口径迫击炮９００余门，为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思想的感召下，一批又一批的爱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专业技术人员，奔赴各抗日根据地，其中不少加入了人民兵工的行列，绝大部分都担任了行政或技术领导，大大提高了各兵工厂的队伍素质和技术水平，使人民兵工从以修配武器为主进入到修配和制造相结合的新阶段。
在《党史》（５８７页、５８８页）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１９４２年５月１日，日军出动５万余人，７００余万辆汽车和大量坦克、飞机，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开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的大‘扫荡’。日军在占领区筑碉堡１７５３个，修铁路、公路８３００多公里，挖封锁沟、筑封锁墙４１８６公里，把冀中抗日根据地分割成２６７０个小块。日军这次大规模‘扫荡’给冀中抗日部队、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造成惨重伤亡。中共冀中区委和冀中军区领导军民坚壁清野，并利用四通八达的地道网，顽强地同敌人展开反‘扫荡’斗争。冀中八路军大部主力转向敌人侧后，乘虚袭击敌人据点和交通线，策应内线斗争；以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带领各地游击小组，高度分散，坚持内线斗争。抗日军民生死与共，依托村落，以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作战方式，顽强地战斗。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共作战２７０余次，毙伤日、伪军１万余人，保存了主力和地方武装的大部，使日军消灭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破产。”“面对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蚕食’，敌后军民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各部队加强敌情侦察，及时掌握敌人动态，广泛进行政治动员，大量制造和储备手榴弹、地雷等战斗武器，从思想、物资等方面做好反‘扫荡’的准备” ；“华北敌后的广大群众，还就地取材，大量制造各式各样的地雷，展开灵活多样的地雷战。有时在村内外埋设地雷，炸得来犯之敌血肉横飞，使得其余敌人不敢贸然进村入户进行劫掠；有时把地雷埋到日军碉堡的旁边，炸得敌人心惊胆战，防不胜防。”
兵工厂在抗日战争中冲破各种残酷“扫荡”和“蚕食”，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大量生产武器、弹药的“战斗”，有利地支持、支援了抗日战争；还以武器的创新制造，使抗日战争中的人民战争打出了地雷战等独具特色的战斗，狠狠地、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党史中的记载，显示了人民兵工的威风，发扬和传承了人民兵工的优良传统。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３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因此，党的方针是：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全面内战切实做好相应的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为了能够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实现国内和平，中共中央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富有远见的方针和政策。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先后在延安和河北西柏坡召开兵工会议。特别是河北西柏坡的华北兵工会议，对全国各解放区的兵工生产和新中国兵器工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会，并作了重要指示，要求兵器工业继续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不但要努力生产，满足当前的需要，还要为全国解放后的兵工发展做好长远打算。１９４５年９月，长江以南的兵工厂及新四军其他兵工厂遵照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集中在苏北成立了华中军区军工部，兵工厂从主要为战争服务转向着重为根据地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服务，同时华北、东北组建了一批新的兵工生产基地，以防事态突变。
１９４７年夏、秋之交，解放战争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在决战前夕，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于１９４７年召开兵工会议，制订兵工建设方针，部署兵工生产任务，为大决战作物质准备。各地兵工部门以“把一切献给党”的兵工精神，高举“一切为了前线”，“后方多流汗，前方少流血”的战斗口号，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生产竞赛，使军工产品的品种、数量、质量都有了提高。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人民兵工不仅能生产单兵武器，而且已具备了批量制造大中口径迫击炮、山炮等攻坚性武器弹药的能力，为战略反攻阶段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提供了数量充足、质量优良的武器装备。
解放战争中，兵工部门共生产各种枪弹６６４０万发，炮弹１２６０万发，手榴弹２３３０万枚，无烟药１３５万斤，炸药８０５万斤，有力地支援和保障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刘少奇同志称赞：“你们生产的军火对打败蒋介石是起决定作用的，是胜利的决定条件之一。”
朱德同志赞扬：“兵工工业是工人阶级贡献革命的伟大事业。”